土地私有化的动力与前景
盲目地对社会发展趋势发言，顶多不过是乌托邦。但中国土地私有化的言论，已经从乌托邦走向现实。 一 崛起的中产阶级希望土地私有化
城市中产阶级的财富，相当大的份额在于房产。据说，美国人的财富的40%在房地产上。中国人的财富的最终体现，恐怕不会低于这一指标。而如今以70年为期的房屋产权，将为巨额财富的再分配留下极大的悬疑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成本巨大，恐怕不是延期、象征性地纳税那么简单，技术上容易的问题，社会成本是很高的。比如，在文革时期，只要不实行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就能让老百姓自留地里长点可吃的东西以裹腹，可以说放下割刀、立即饱肚，如此简单的事，我们做不到，偏偏要饿着肚子，且天天舞刀，乃因饿死事小，失节（长资本主义尾巴）事大。
如何处置70年产权，又会面临再次失节的大问题。那么，城市中产阶级一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酝酿出一套可行的机制。在此，我要提醒的是，城市中产阶级不要目光短浅，再次搞出关于土地的城乡二元机制，把农民当傻B玩。
二 社会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意愿
社会顶层营造出“资本时代”、“知本时代”，看起来似乎对土地私有化漫不经心，乃源于他们对土地私有化的犹豫，对于他们来说，目前状况下的私有化，有助于免除将其巨额财富去纽约、伦敦逛，害得纽约、伦敦的房价也猛涨——自己也不踏实——的苦恼，但是，也会使其失去进一步低成本的夺取中国土地财富的机会。这就是机会成本的困惑。
但这种困惑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因为一代人的寿命、立业的意愿周期之限制。重精神的父亲，可能会产出一个重物质的儿子。儿辈们对财富固化的愿望，一定会在有生之年实现，改革开放三十年了，足可以培养出重视物质实现的成熟一代，该抓落实了。这就是文贯中教授可以在《中国经营报》连发五篇关于土地私有化文章的内在原因。
三 社会底层不会反对土地私有化
出于意识形态的惯性，会放出一种声音，一旦土地私有化了，相当一部分农民会把土地房屋贱卖了，然后到城镇吃喝嫖赌，然后成为流民群，向政府要救助，或提其他不可思议的要求，导致社会动荡。发出这种言论前，最好发一个问卷调查，摸一摸土地私有化后农民如何处置财产的基本心理意愿。这样把农民群体设想为不负责的浪荡子，无法解释三年困难时期，饿死几千万人，即使是人吃人了，也还是有礼节地人吃人，而没发生动荡的历史事实。动荡，往往是因为官场腐败，不务社会治理的正业。难道因为工地私有化了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就会土崩瓦解，回乡去分私有土地去？要知道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，一般是在城市或城镇谋利了自己的产业，改变身份返乡分地的情况，至多只会在城郊地带发生。
农民获得可以抵押、出卖、或永久经营的产权房屋和产权土地，会大大提高其在城市化过程中竞争力。
四 中国的土地私有化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，不会亚于美国《独立宣言》。
源自欧洲启蒙运动，在美国化为现实的资产阶级理念，乃是人类从无产的猿猴化为有产的人类生存，需要一个适合于有产者契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。牧羊人和羊群的机制，在人类财产不够多的情况下，曾经是有效的，但随着财产的增多，增多到一定程度，牧羊机制就失效了，需要平等合伙机制。这一真理，至今都在每日每时地演练着——多少家族企业最终破产，往往是合伙的契约达不成。
中国从明朝末年，即预示着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要产生合伙人机制，满清入关，却又强化了牧羊机制，满人为牧羊者，汉人为羊群。三百年后的羊群选择造反而不再产羊毛，加之洋人入侵，所以，100多年前，中国竟然成了“一穷二白”，孙中山率领中国人走向共和——而共和不是谈出来的，是牧羊人和牧羊人、羊和羊打出来的。打了个精疲力竭，新中国成立，真正的共和并没有到来，因为共和的重要标志是法治，正如彭真所言，他老人家有生之年看不到法治社会在中国实现，他在逝世前说过还要30年，那么，我们现在离这个时限愈来愈近了。
共和、法治，需要土地私有化作基础，这就是当代面临的重大理念问题，也是制度创新所绕不过的拦路石。
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制度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大事，那么，土地私有化就是法治、共和制度的拱心石。
